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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求曰: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

归档日期:10-16       文本归类:化患为利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冉求曰: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对孔子的话进行论述。

  冉求曰: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对孔子的话进行论述。

  不须翻译,只需对孔子的话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即可。可围绕孔子“知性品格”及“君子求诸己”展开论述。不少于300字!!...

  不须翻译,只需对孔子的话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即可。可围绕孔子“知性品格”及“君子求诸己”展开论述。不少于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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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诸己,凡事求之于己,首先从自己方面来要求,这是中国古代提倡的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于几个方面。

  人们工作不如意,往往怨天尤人,埋怨别人不了解自己,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于是对工作采取消极态度。不从自己方面去想,只是埋怨别人,这就是「求诸人」。正是针对这种情形,孔子提出要「求诸己」。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任职的才能;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问题是要使自己有可以为别人知道的才能本领。他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无能。他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君子忧虑的是自己无能,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他反复说明,最重要的还在于自己究竟能不能自立,能不能担当大任,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的无能。「求诸己」,在这里就是要努力增长自己的才能,「求为可知也」。因此,孔子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不被别人了解而不愠怒,是君子的品格。

  这是一种现实而积极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总免不了会有不为别人了解,甚至被人误解的情形。面对这种情况,怨天尤人无补于事;而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身的根本,还在于自己有无能为人所知、所用的德和才。所以,「求诸己」也就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立足点。

  人与人相处,常会发生种种的纠纷和冲突。一般情形下,「求诸己」是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自己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爱,就要反省自己在仁爱方面是否做得很好了;管理人事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就要反省自己是否足够明智;待人以礼却得不到别人同样的回报,就要反省自己是否足够敬了。凡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都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自己做正了,天下人就都归心于你了。有矛盾、有问题先从自己方面检查起,这是「求诸己」;反之,眼睛盯着对方,只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则是「求诸人」的态度。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能从自己方面检查起,责己严而责人宽,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文革」动乱时期,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互相攻击,甚至发展为武斗。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原则,叫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就是「求诸己」原则的运用。事实证明,这对化解矛盾,促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社会关系的和谐,对居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十分注意这一点,对各种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如父慈子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兄友弟恭,等等。为了求社会关系的和谐,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出发,要求自己,首先做到自己所应该做的,这也是「求诸己」。在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中,我们对地方和军队分别提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不同的要求,大家都从自己的方面,做自己应做的,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关系就融洽、和谐了。家庭关系亦然。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是写给子女晚辈的。子女在外学习、工作,老父老母在家,要常回家看看;尤其是父母身体不适,更应回家照顾。我的一位同事,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几年来全靠妻子照顾,妻子也身心交瘁。可是他的两个儿女,竟没有回家看过。一次与学生们讨论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学说,儿女一心在国外学习工作,事业有成,正是父母最大的心愿。此话看似有理,老人的心情确实如此,希望儿女一心一意专注于学业事业,不愿拖累儿女。现在不少老人不靠子女赡养,主动选择进养老院,就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可是从子女的角度来看,这样说就违背了「求诸己」的原则。父母对子女的爱心是无私的,为了抚养子女成人,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到老还体谅子女的困难,不愿增加子女的负担,子女又要怎样回报呢?这是为人子女者所应认真考虑的。这也就是「求诸己」。

  总之,要常常想想自己应该怎样做,做什么,想想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一昧盯着别人, 要求别人。这就是求诸己而不求诸人。

  求诸己,凡事求之于己,首先从自己方面来要求,这是中国古代提倡的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于几个方面。

  人们工作不如意,往往怨天尤人,埋怨别人不了解自己,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于是对工作采取消极态度。不从自己方面去想,只是埋怨别人,这就是「求诸人」。正是针对这种情形,孔子提出要「求诸己」。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任职的才能;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问题是要使自己有可以为别人知道的才能本领。他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无能。他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君子忧虑的是自己无能,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他反复说明,最重要的还在于自己究竟能不能自立,能不能担当大任,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的无能。「求诸己」,在这里就是要努力增长自己的才能,「求为可知也」。因此,孔子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展开全部此篇完全围绕“求诸己”、“反其本”为中心进行论述,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君子在教化引导“民”的时候要“求诸几”,第二部分谈君子治人伦需要“慎求之于己”。

  “求诸己”、“反其本”的观念是对《性自命出》“修身近乎仁”与“心性论”的具体发挥和运用,与《五行》中“德之行”观点也相符合,它是“五行”思想体系中的运用部分,应该属于子思著述。

  这两章指出君子如果不修其身,那么他的命令不过只是外在的言辞而已,纵使命令再多,民也不会相从,然而,如果君子修身而教,那么民必然和之。

  身教胜过言传,因此,君子应该重视“求诸与本”而不是“攻诸其末”,这里的“本”与“末”,无疑可以理解为“型与内”与“不型与内”。

  君子之言,不应当随从“末流者之贵”,而应有“穷源反本者之贵”,而这个“穷源反本”之贵需要回到其“由来”和“根本”,也即“心”才能实现,这里再度运用了‘型于内”的主张。

  反此道也,民必因此重也18以复之,可不慎乎?故君子所复之不多,所求之不囗,囗反诸己而可以成19知人。

  君子若不通过“型于内”的“道”,而想得到民的顺从是困难的,唯有“反诸己”,因为凡人都有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因此应该“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

  此章中“成之”的“成”应该就是“诚”,此章的“信”同样应该理解为“诚”。

  《说文解字》卷三说“信,诚也,从人从言”,君子必须始终有“诚”,无“诚”,那么他发于外的言论中就不可能有“德”蕴涵其中,此处同样蕴涵了“型与内”的观点。

  6.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囗之,其所在者内矣,3民笃弗从;型于中,发于色,其囗也固矣,民笃弗信。

  此章更进一步要求君子首先“身服善”,并且直接写出“型与中”,也即“型与内”,“发于色”也即“发于情”,可作为与《五行》《性自命出》同为子思著述的一个显证。

  凡人皆有性,只是圣人之性溥长而厚大,无法仰慕,因此君子需要“求之于己”,此章的“疾”,同样和“型于内”相关,因为“行之不疾,未有能深之者也”。

  这一章从心性论说明了君子必须将“德”型与内,也即需要“修身”、“反诸己”,思想与《五行》、《性自命出》吻合。

  《康诰》曰:‘不还大暊,文王作罚,38型兹亡迁”,曷?此言也,言不逆大常者,文王之型莫重焉。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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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任何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征再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1]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今1.9米以上,具体是196.8cm),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2岁,患病,不愈而卒。所以说孔子是一代伟人。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线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音he),母亲为颜徵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人品出众,建立过两次战功,因曾单臂托住悬门让冲进城池的部队撤出而闻名。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依照当时的礼仪不宜继嗣,于是又于年轻女子颜徵在生孔子。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叔梁纥的正妻)所容,孔母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徵在卒,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

  据《孔子家语》和《史记》记载,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时,立即将扰乱政事的奸佞大臣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由此可看出孔子不是后世某些人认为的迂腐不堪的学究,而是敢作敢为但不暴虎冯河的伟丈夫。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未能最终成功,但对强公室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为了挤走孔子,送了上120匹良马和80名女乐给鲁国诸侯。鲁国国君沉溺于此,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到了祭祀之日,忘了分祭肉(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于是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孔子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要求和谐,爱惜民力的政治主张和当时诸侯追求的霸道格格不入,孔子始终未能得到重用从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68岁回到鲁国,鲁国国君对孔子相当礼遇,但依旧没有重用孔子。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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