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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华南敌后抗日劲旅

归档日期:06-26       文本归类:华南抗日纵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艰苦的抗战中,东江纵队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直接支援,但独立发展壮大为拥有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与其他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于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走进惠州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序幕大厅,墙面一侧镶嵌的这首《东江纵队之歌》引人注目,它歌唱的是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华南敌后抗日劲旅——东江纵队。

  这支孤悬华南敌后的抗日武装,在长达7年的抗战中,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直接支援,困难时期甚至连一部电台都没有,仅靠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东江纵队发展壮大为拥有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与其他华南抗日武装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迄今,除了惠州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全国还有两座“东江纵队纪念馆”,分别在深圳和东莞。近日《小康》记者来到这些纪念馆,走访与东纵有关的抗战故地,感受当年的战火风云与艰苦卓绝。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日本侵略华南以后,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抗日武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派曾生、王作尧等一批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不久,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应运而生,分别由曾生以及王作尧任总队长。这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

  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并直接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中山公园(今东莞人民公园)正式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袁鉴文为指导员。这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华南组建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模”。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于1938年12月2日在惠州秋长周田村育英楼正式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小康》记者来到周田村,这个坐落在岭南丘陵、濒临大亚湾的小山村,因叶亚来、叶挺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名人而闻名遐迩,全村总面积1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多人。位于叶挺故居后面左侧的育英楼,自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迁往坪山之后,一度闲置。现今,育英楼被列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置放着游击队曾经的起居用具及战斗装备。

  1939年元旦,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宝(安)惠(阳)三县的交界、东莞清溪苦草洞,和各区抗日武装整编而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清溪苦草洞,这里已近乎荒废,人口稀疏,杂树丛生,使人更易体会当年游击队驻地的隐蔽。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前后,游击队不断发动群众,发展自卫队,打击敌人,铲除伪政权。今年96岁高龄的邝耀水老先生,曾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首个交通站的站长。作为交通情报员,他曾带着一支只有左轮手枪或驳壳枪的十余人的队伍,夜烧日军据点宝安大涌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又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大部分队友成功撤离。

  “这个情报站是东莞首个抗日交通站,当时设在我家中,只有三个人,我是站长,再加上两个小鬼。”邝耀水说,他们每天走上20多公里起早摸黑搜集情报,“哪里有汉奸,哪里搞粮食,怎么打枪都要摸清楚,然后汇报给工作站。”

  积贫积弱的中国战火不断,肩负着保家卫国的游击队员们的生活极为艰难困苦。邝耀水说他们当时每日每餐伙食标准是9两米2钱油,多余的米就换菜。“因为长期行走在深山野林,炊事班的同志卸下筐就地生火,战士们没了菜就着生盐也能下饭。”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和部队的发展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经过一系列统战工作,抗日武装队伍取得了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武装分别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纵队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

  1939年9月,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两支游击队主动袭击日军,先后收复大鹏半岛的沙鱼涌及宝安县城南头,并在横岗伏击战中对日军进行沉重打击。到1940年初,两支游击队发展到800多人,以惠宝边、东宝边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部队的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为进一步开展东江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然而,自1939年冬开始,顽固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第一次高潮。逆流很快波及华南,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东江地区冲击最大。1940年初,广东顽军纠集一八六师和地方武装3000余人,对两支人民抗日武装进行围攻。两支武装突围之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遭到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

  在曾王两部处于十分困难的紧急关头,转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5月8日的电文指示(即“五八指示”),电文指示曾王两部回到抗日前线,大胆坚持抗战与不要怕打摩擦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八指示’在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国内的抗战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指导敌后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惠州市党史研究学者何焕昌说。

  1940年9月,曾王两部回到宝安县布吉乡(今龙岗区布吉镇),中共广东省委派东江前线特委书记林平来领导曾王两部,在上下坪村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五八指示”,总结东移经验教训,决定摒弃给的番号,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两个大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林平任两个大队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曾生率领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创建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挺进大岭山和阳台山之后,不断取得打击日伪军的胜利,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声威大震。

  百花洞战斗,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返惠东宝敌后对日伪军作战的一次较大的胜利。据史料记载,1941年6月10日,驻扎在莞城的长濑大队400余日军和部分伪军佛晓合围偷袭大岭山百花洞村。第三大队和当地村民经过两天一夜与日伪军的作战,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击毙击伤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在广州的日军首脑事后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

  此后,日本不敢再掉以轻心。1943年11月,日伪军出动七八千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对羊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游击队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大片失地。

  “今年7月7日,《人民日报》出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特刊’,在《回望血与火的十大战场》一文中,简述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十大重要战役,其中百花洞战斗列为第七,指出这是广大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代表性作战,可见百花洞战斗在中国敌后抗战中的重要意义。”东莞市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说。

  来到当年战火熊熊的百花洞村,群山围绕间,曾经的水田池塘已经填平,崛起的是密集的民居和厂房。“我的伯父黄棠和当地的一些村民参与了当时的百花洞战斗,他们的英勇事迹经常被人所提起。”出生于百花洞村的大岭山镇宣传办黄远生说。他还自豪地告诉记者,百花洞所在的大岭山镇现在是“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家具和印刷业发展非常迅速。

  离百花洞村大概4公里的大王岭村,则保留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部、会议室、大家团结报社、交通站、粮食加工场、操场等多处抗日旧址。紧邻大王岭村抗日旧址,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则依山而建。据悉,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是现今华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抗日旧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军香港。25日,香港沦陷。1942年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港九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了港九大队和6个中队,队伍发展到600多人。港九大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港九市区和海上,进行突袭战、奇袭战、伏击战,不断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而发生在1942年初的“粤港大营救”,东江纵队不负重托,将包括何香凝、柳亚子、矛盾、邹韬奋在内800多名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奇迹般从沦为敌占区的香港营救出来,撤到东江游击区,撤到大后方。对此次大营救,茅盾曾评价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大营救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生动感人的人和事,比如作战神勇的传奇英雄刘黑仔,比如革命家何香凝的故事。“何香凝当时要带着画撤离,怎么办呢?营救部队想了个办法,把画藏在棺材里搬运了出来。”何焕昌说,当时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坐船还遇到海风,本来一两天就能到,结果船只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星期。好在地下党蓝训材、谢一超等人送水送米,将他们一路护送安全抵达。

  东纵不仅抢救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也抢救了一批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1944年,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中尉,驾机在香港九龙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敌炮击中,不幸机毁人伤,跳伞得以逃生。在日军围捕的危急关头,东江纵队及时营救和掩护了他,并将他安全护送到南澳和葵涌抗日根据地,后经深圳回到桂林基地。

  “抢救文化人意义非常重大,说明人是从全民族的利益来考虑的,团结了这些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日力量。不仅是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东纵还抢救了盟军的俘虏,后来抢救了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等等,这些行动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美军要求在这里建立情报站,我们有两百多个情报员配合工作。这些情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起了很大作用。”何焕昌说。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在坪山成立了以林平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2日,游击总队在坪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曾生、林平、王作尧三人是东纵的军魂,曾于1945年2月12日在关于广东问题的电报批示中指出:林平‘此人似很有办法’。中共广东省委评价曾生:敌后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曾生在海外威信很高,为东纵筹钱筹物资作出了贡献。王作尧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出来的,作战经验丰富。我们原来老党史工作者曾拜访曾生,曾生说‘打仗的事情你问王作尧,主要是他指挥的’。”东莞市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说。

  擅长全面指导工作的曾生(1910-1995),广东惠阳人(今深圳龙岗坪山镇)。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参加爱国,被选为广州市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10月加入中国。1940年8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过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广东省副省长、交通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11月20日在广州逝世。

  曾夸“办法多”的林平,也称尹林平(1908-1984),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蒙山村人。他曾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杀敌,立下战功。1936年冬,尹林平从福建来到广东,参加中共南方临委和广东省委领导工作。1938年11月,尹林平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东江,任东江特委书记。1943年12月至1946年6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的粤赣湘边纵队发展成为华南一支实力最强的部队,创建了粤赣湘边根据地,为迎接南下大军入粤作战和广东的解放作出了贡献。1979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9月8日在北京逝世。

  英勇善战的王作尧(1913-1990),广东省东莞县厚街人。1931年考入广东军政学校,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在家乡组建抗日武装,后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广东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顾问等职。1990年7月3日,王作尧在广州病逝。

  曾经的惠阳坪山现在已属深圳坪山新区,是深圳市东部主要工业基地。深圳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就建在坪山新区的“东纵路”上,青山环绕,绿树掩映。在惠州博罗县的罗浮山,山川胜景间也建有一座“东江纵队纪念馆”。

  记者来到罗浮山时,曾经的东纵历史痕迹已不明显。冲虚观,香雾缭绕保留着原有道观模样。朱明洞,留存的是解放后在此建立的元帅楼。在罗浮山东纵纪念馆,原馆长熊茂昌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东纵的感人故事。“2006年,一个姓胡的老战士连续一个多月天天都来纪念馆抄墙壁上的文字,他就拿几张散纸,一支笔和一把雨伞,从序幕厅开始慢慢抄,一直抄到参观走廊,他的方音较浓。刚开始我们没法和他交流,给他讲解词画册他都不要,后来找个汕头人与他交流才知道他是从附近部队过来的,抄写这些文字是为了给他在部队的儿子看。”

  1945年春,东江纵队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5月,纵队领导机关由东江南岸转移到博罗县罗浮山。7月6日之22日,中共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冲虚观召开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的指示。

  1945年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的指示,在珠江纵队一部配合下,东纵集中主力1000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此时,部队发展到9200余人,辖9个支队,并先后成立了江南、江北、粤北和东进4个指挥部,活动地域由东江两岸扩展到广州市郊区、粤赣湘边区和海陆丰地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华南日伪军执行当局意旨,拒绝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缴械,东江纵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向日伪军展开进攻。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

  为了谋求和平,保存东江这支久经考验锻炼的革命力量,东江纵队主力于 1946 年 6 月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1947 年 3 月以此撤部队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转战华东。留在广东的东江纵队指战员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 年 9 月,两广纵队奉命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协同作战,先后解放广州、惠州和东莞等地。1952年,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整编完毕,部队番号随之取消,从而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曾在家乡捣毁“日伪维持会”,惠州“淡水五虎将”的高固和他的兄弟们,像其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东江纵队的钢铁战士们一样,也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分成南北两拨参与后续的战争。“我的伯父高健、高宏都北上去了,我的父亲高固、叔叔高远则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留在家乡发展自卫队坚持武装斗争。”东纵后辈高奋强对记者说。

  正如高奋强说的“他们有着很浓的爱国心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像在纪念馆抄写的胡老战士的那种坚持,像邝耀水就着生盐就能下饭所保持的勤俭朴素。虽然东纵老战士越来越稀少,留存的东纵痕迹越来越难寻,东纵精神依然屹立不朽且发扬光大。

  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共作战1400余次,歼敌9000余人。党史记载,“东纵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华南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抗日劲旅;东纵组成人员中,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较高并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东纵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区的香港及沿海城市,成功地创造了大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东纵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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